中国正在投入一场“互联网+”的热潮。有人说这是中国企业应对“新常态”的有效途径，也有人说，这本身就是中国进入“新常态”的体现，但没有争议的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略行动中，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产业互联网要在2040年以后才能赶上美国。”10月15日，在青岛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工业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美国虚拟PC软件巨头威睿公司(VMWare)对中美企业中云计算的渗透率差距，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消费互联网、政务互联网等各种“互联网+”中，在产业中深度应用的产业互联网才是重点。

　　“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信息化程度都比美国差，要赶上美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邬贺铨分析称，《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但还不是跟美国同步，到2049年才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目前，中国企业所进行的产业互联网，绝大部分是开通网络销售，或者是生产线联网。邬贺铨认为，这仅是产业互联网的浅层次。

　　“未来产业的互联网应用绝不仅是在供应链和产品推销方面，还包括整个生产制造环节如何实现网络化，如何适应大规模的个性化生产，如何做到低消耗、低成本，要考虑到整个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充分发掘用户价值，提升用户体验。”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认为，“互联网+”包括两方面，一是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去改造、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另一个是要用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去创造新的方式、新的模式，去谋划产业的未来。

　　李毅中称，“互联网+制造业”包括四个内容，一是数字化的智能制造，二是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三是网络化的协同制造，四是社会化的服务性制造。智能制造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融合，其他三个内容则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去创造新模式、新方式。

　　青岛本土的国际化制造企业海尔集团，正在借力互联网实现定制产品。例如，客户从网上订购一台洗衣机，在下订单前，客户根据喜好设定洗衣机的配置、功能、大小、印花和外形等等。海尔接到这张订单后，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流水线生产，客户可以通过网络查询监控产品的实时生产状态。仅需一两周时间，客户便可收到自己设计的洗衣机。

　　青岛海尔称，其目前已建成投入运营沈阳冰箱、佛山滚筒、郑州空调、青岛热水器等4个互联工厂，累计完成5大产业线、28个工厂、800多个工序的智能化改造。

　　另一家青岛企业红领集团也在尝试定制化模式。客户在网上填完定制需求后，数据会被传送到工厂的设计部门，再通过网络对接CAD系统，一分钟之内自动生成样板。每件衣服还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在工厂里的每个工序上，只要扫描一下二维码，就会出现衣服的细节，所有流程都能实现同步。

　　红领集团通过这种C2M(Consumer to Manufactory)模式将西服的定制周期缩短到7天，成本为非定制西装的1.1倍。

　　邬贺铨认为，海尔和红领集团在产业互联网过程中，把用户从销售对象变成体验对象，甚至是设计者和生产监督者，“目前中国企业中，互联网企业对产业互联网特别积极，但它们毕竟对产业不熟悉，想要做好很有难度；而产业却多持观望态度。”他说。

　　一方面，业绩好的企业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推行“互联网+”必然需要全面改造生产线等各环节，意味着颠覆过去，推倒重来，企业并不想承担这样的风险。

　　另一方面，业绩差的企业一心想着如何快速提振主业，“互联网+”改革的推行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难以短期见效，因此企业也难下决心。

　　此外，改革还需要较强的技术能力和较大量的资金支撑，不是每家企业都有具备条件。

　　事实上，尽管海尔集团的财务数据相对较好，但其也感受到了颠覆旧有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压力。

　　“这确实是非常大的难题和挑战。”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轮值总裁，青岛海尔董事长梁海山说，新模式、新业态对新公司来讲是相对容易实现，而传统企业因为有很大的传统存量，在保证整体企业发展不出问题的同时，如何实现转型？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对此曾有一个比喻，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就是飞行过程当中更换发动机。

　　梁海山说，海尔集团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样板先行”，“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一定去做，同时探索模式，建立体系，并为其他的样板提供示范，然后逐步进行转型。”

　　在产业互联网发展初期，政府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

　　邬贺铨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中国应像美国、德国一样，在产业互联网的战略方向、发展重点、行动计划等方面要做好规划引导。要营造有利的产业环境。产业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新的业态，那么在税收方面应有相应的改革，还要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平台和政策扶持。

　　此外，有一些难题是单一企业不能攻克的，例如企业所担心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当前中国工业存在的四个“基础”(即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和基础共性技术)薄弱问题，应该由政府来做。

　　不过，邬贺铨也强调，政府在某些方面也要管好自己的“手”。他认为，政府不应代替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以前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比如一定要让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合并，一定要把企业领导管得死死的，导致很多企业都没有自主权，这是政府过度干预，阻碍了产业发展。”邬贺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