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9日下午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了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这需要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予以认识。

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全球治理，就是在全球政府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各国之间开展机制性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近年来，全球治理在政治、经济、金融等传统领域之外，逐渐萌生了四个突出的新领域，即海洋、极地、太空和网络——这四个新领域合称全球治理的四大“新疆域”。我们从事全球治理工作，当务之急之一，就是主动积极参与四大“新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

这四大“新疆域”关乎人类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人类向深海和深空探索，索取资源，是未来的趋势。如果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趋势被证明将长期持续下去，北极冰盖的缩减将打开西方人从大航海时代就梦想但折戟沉沙的北冰洋航路。而网络空间更是人类发展的方向——甚至有人说，人类未来将“生活在网络里”。姑且不论这是否过于大胆，但网络嵌入人类生活之深、速度之快，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

鉴于四大“新疆域”如此重要，对海洋、极地、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探索彰显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国家地位。四大“新疆域”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竞争21世纪强国的新高地。

四大“新疆域”虽然重要，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缺乏公认的国际规则。

在海洋领域，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奉为国际海洋法学界的“圣经”。然而，就如同《圣经》本身一样，《公约》有诸多语焉不详之处，为后来的诸多海洋纷争埋下伏笔，更是为个别国家、个别政府违背《公约》基本精神、走“旁门左道”留下后门。至今，《公约》尚未在全球范围内生效，尤其是美国迟迟没有加入《公约》——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恐怕也不会加入。极地领域则沿用了1959年美、英、苏、法、日等12个国家签订的《南极条约》。这个条约显然对北极鞭长莫及——目前各国在北极问题上的争夺是全球治理的难点之一。

太空领域的规则源自美苏军备竞赛，在此背景下1966年通过了《外层空间条约》。当时的条约在形式上是联合国主导，而中国当时尚未重返联合国，没有参与规则制定。且按下不表，单说《条约》通过距今已50年之久，航天技术日新月异，《条约》中的部分内容已与现实脱节。

总之，这些规则制定的年代久远，已经跟不上时代快速发展的脚步，无法满足新时期全球治理的需求。

而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上，依旧处于“前维也纳公约”与“前日内瓦公约”时代，即尚未确立规则。在传统战争领域，尚存“两军交战，不荼平民”、“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国际规则（上述两公约的重要内容）。而在网络竞争领域，目前还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元规则。

在这个规则亟须建立的时代里，四大“新疆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巨大挑战，也是战略机遇。中国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在塑造国际规则上采取主动姿态。

早在2013年斯诺登事件爆发时，网络空间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就已成显学。美国的“棱镜门”引发了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担忧。一些人也呼吁，联合国应当介入，主导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

然而，当今网络世界秩序的现状却是单极的。美国在网络空间里拥有不对称的权力。全世界目前只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主根服务器只有一台，放置在美国，地点就在首都华盛顿的西郊。今天，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降繁忙，但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唯一一台主根服务器就安静地坐落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

其余12台根服务器，其中9台也在美国。欧洲有2台，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台，位于日本。英国和日本皆为美国军事同盟，瑞典也是一个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些要么在美国，要么在美国的辐射范围内。

更关键的是，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美国政府对其管理拥有很大发言权。10月1日刚刚进行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剥夺美国对网络空间管理的权力，反而以法律形式将其权力合法化，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很难参与。

美国一方面高度垄断了网络世界的权力，一方面却又对外倡导自由开放的网络价值观，这是个内在的、根本的矛盾。这形成了全球网络秩序的现状，又与网络与生俱来的共享性特征相冲突。“不破不立”，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绕不开的、需要“破题”的核心问题。

自2015年——中国的国际规则起步之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短短12天前，政治局刚刚举行了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全球治理。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12天后，习总书记再次指出，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

总之，中国需要主动占领全球治理“新疆域”，成为海洋、极地、太空和网络领域内国际规则的塑造者。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中国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要提高相应领域中国内治理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目前的突出“短板”，一是观念落后、尤其是政府观念，二是人才短缺、尤其是综合人才。朝着这一目标，我们仍有长路要走，但必须勠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