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导演贾樟柯在上海图书馆进行了一场“关于现实，关于电影”的讲座。相对于网络，贾樟柯认为电影永远是一种线下的艺术，“任何一个时代的电影创作，都是去感受人，去感受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大数据都取代不了的。”《解放周末》独家编发讲座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我喜欢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很亲密的那种感觉

    我的故乡跟李白的故乡非常近，我们俩的家乡隔一条黄河，黄河那边是榆林，这边是山西吕梁。黄河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从小守着黄河长大，但是你偶尔去河边看的时候，你亲近不了黄河。黄河非常凶险，最起码在山西、陕西那一带没有什么船运，到冬天结冰以后流的是冰块。我有一次冬天去碛口的时候发现都是冰凌，那种冰块撞击的声音非常壮观。黄河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非常热爱这条河流，但是我们亲近不了它。

    可是到了三峡和长江，完全就不一样了。那条河流非常繁忙地在运转，人密集地流动，物品频繁地交换。在河流上坐船行走时，好像漂流在一个国画里的世界。你会感觉特别亲切，有码头、有江湖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的山水，特别是河流。

    另一个我喜欢那里的原因，是因为重庆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的性格相当外向，也非常幽默，经常走在街上互相对视一下就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就手里抓一把瓜子给对方，说：你也吃一点。而在我们老家那边，对视一下可能就要打一架。我非常喜欢人和人之间不设防、很亲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地方。从《东》、《三峡好人》到《天注定》，这几部电影里都出现了重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喜欢方言，我喜欢去有方言的地方拍电影。山西有古老的方言，重庆有方言，湖北有方言，广东话也是古老的方言。

    今天，整个中国处在剧烈的迁移中，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机会旅行，每个人都在出生的土地上生活，除非当兵或者上大学才能离开家乡。而今天在高铁上，在码头上，在船上，在飞机场，在长途汽车站，在高速公路上，很多人都在迁移。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似，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小，但是语言是一个人最后的文化身份，它展现出我们文化的区别。我讲山西话，你讲上海话，这里面有我们的很多成长经历，包括教育、传统，有很多文化身份的识别在里面。我很喜欢这些地区，是因为电影不全是由主角构成的，它是由每一个人物构成的。比如说男主角在电影里去买火车票，那个感染力不仅来自于男主角，更来自于他周围的那些面孔，我觉得这些地方可以发现感人的面孔。大家用方言表演的时候都是母语，非常自在，语言的色彩也非常好。像我老家的方言里面，我们把“扔东西”叫“搏力”，这是多古老的一个词。如果我们换成用普通话，那种感情色彩和生动性就会有所下降。

    电影除了影像所呈现的这些实在的内容之外，人们的那些表情、体态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感动。电影的确就是面孔的艺术，因为它和文字不一样。我们在电影里面看一个人端着碗吃5分钟饭，哪怕他一句话不说，从这个面孔里面，你就能阅读出丰富的情感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我的电影当中，我自己心里有一个独特的我个人的人物画廊，因为我在生活里面比较留意这些能够感染我的面孔，所以陆续地把他们带到我的电影里面，说不定下一次就是你。

    我也是说书人，只不过我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

    对我来讲，写电影剧本时首先要建立的是一种电影的气味。包括我剪辑的习惯也是，有时候为了电影的气味，可以放弃叙事的连贯性，因为我觉得气氛最重要，气味最重要。

    我想找到一种苦涩、悲苦的感觉，它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听的晋剧。晋剧里面有很多是悲剧，晋剧大部分是户外演出，一般都是冬季，天很冷，同时农闲，人们有时间了，在村里和在庙里搭个台子就开始演出。因为是户外演出，所以整个晋剧发音的方法非常野，必须吼出来，在野外才能被人听到。晋剧的很多故事都非常惨烈和悲情。在晋剧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黑头（花脸），这一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们的唱腔苦涩、悲情，特别是在冬天大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地听两句丢两句，这是我的一种儿时记忆。

    当我写电影剧本的时候，这种记忆的情感开始影响我。在研究电影人物命运的时候，我悲哀地发现，在当代社会，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人，有时还是会滋生出只有在古典文学里才看到的个人悲剧，比如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的武松的悲剧、林冲的悲剧，比如说在晋剧里面看到的故事，比如在武侠电影里看到的故事，它让我觉得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延续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历史非常长，比如说我们以为清代非常久远，但其实也就隔了四五代人而已，你爷爷的爷爷可能就是清朝人了。

    从空间上来说，过去的一切也并未走远，比如在山西的那些老城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仿佛还处在古代，古人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糅合在一起。如果说电影是一种叙事性的艺术，你从事的是一种叙事艺术工作的话，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在传递人类的这种经验。《水浒传》　想传递的可能是宋代的经验，胡金铨的电影传递的是明代的经验，蒲松龄的小说传递的是清代的经验，是人类曾经生存的一种经验的记忆。说白了就是跟评书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说书人，只不过过去科技不发达，我们的生存经验是用口述讲述下来，今天有了电影，我们可以用电影的形式存留下来。我曾经说过，我也是一个说书人，只不过我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

    电影永远是一种线下的艺术，电影的中心焦点一定是人

    如今，互联网络、虚拟空间四通八达，但是，电影永远是一种线下的艺术，电影的中心焦点一定是人。任何一个时代的电影创作，都是去感受人，去感受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大数据”都取代不了的。

    我喜欢超级写实的自然状态，电影这个媒介最大的魅力就是完全复原。如果我们研究电影史会发现，人类为什么会发明出电影来，人们发明电影的冲动在哪儿？就在于人类一直有一种渴望，希望还原我们生活的世界。一开始是古典主义的绘画，用绘画的方法来还原。后来发明了照相，发明了照相之后还不满足，因为照相是静止的、瞬间的，就继续发明活动影像，再后来有了声音，一直到出现彩色电影。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把我们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

    然而，优秀的电影又是带有作者个人的情感经验的。在我自己创作的过程中，我会随着人物的故事情节的推进，去感受他的生活和他自身的情感世界中非常诗意的时刻，我觉得诗意遍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我记得有一次在大同探险的时候，一位给我们开车的司机，突然有一天他看着一群在地上爬的小蚂蚁，非常感慨，甚至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他跟我说，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他特别喜欢动物。在那种时刻，他跟动物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关联。而这种生命的关联，就是每个导演想拼命在电影里呈现出来的。

    电影讲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些人的遭遇拍成一部电影？因为它需要聆听。比如今天我们去注册一个微博账号很容易，注册一个微信号也很容易，看起来你很容易说话，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有人聆听吗？这是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让我对电影这样一个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网络时代看起来是一个很古老的艺术，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我觉得它依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述形式。

    创造永远都是文化艺术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我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经常天南海北地行走。记得有一次旅行，我从香港到台北，从台北到汉城，再从汉城到曼谷，这几个城市太像了，都是高架道路，高架道路两边的广告都一模一样。甚至每个城市的女孩们化的妆都是一样的，让我觉得很枯燥。因为这个世界太枯燥，所以我必须出去多走一走，去寻找有差异的地方。

    我刚开始拍电影《小武》的时候，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刚刚步入到电影的工作中。从那个时候开始，电影界的前辈导演给了我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当然也有非常大的物质支持。我们常说电影是一个独特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电影人之间有远亲，也有近邻，还有近亲。这样的一个氛围，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我一直对电影抱有专业上的努力、专业上的要求。

    当然，电影有很强的商业属性，那是电影从创作到进入影院跟观众见面的一个工业系统。可是，当我们看上世纪60年代新浪潮电影包括德国的新电影运动就会发现，每一次有创造力的电影运动，每一次出现大批的有创造力的导演的时候，这些导演都具有丰富的电影实践，而这些丰富的电影实践都是文化活动，而不是商业活动。

    今天，中国的电影环境有些让人失望，它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文化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持对电影这个行业的专业要求就显得非常重要。有很多电影没有专业水准，也没有创造力，但是它们有很高的票房，能聚集很多的人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存在而丧失专业标准和专业要求，因为电影的核心是创造，创造永远都是文化艺术非常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