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谈到创新发展理念时提出，要拓展发展新空间，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也是继前不久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后再次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数据驱动”成为新的全球大趋势。国家竞争战略正从对资本、土地、人口、资源及能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争夺，大数据颠覆性地改变经济形态、国际安全态势、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模式，引发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大数据，既用于经济基础改造，也用于上层建筑改造，成为世界多国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手段。

　　首先，大数据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驱动力。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网络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与普及，社会信息化进程进入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产生与流转成为常态。未来20年，全球50亿人将实现联网，“人人有终端、处处可上网、时时在链接”，这将使全球数据量呈几何式快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使用量将达到约40ZB(1ZB=10亿TB)，将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成为新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大数据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核心资产。大数据时代，世界各国对数据的依赖快速上升，国家竞争焦点已经从资本、土地、人口、资源的争夺转向了对大数据的争夺，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争夺日趋激烈，制信(数)权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新制权。大数据使得数据强国与数据弱国的区分不再以经济规模经济实力论英雄，而是决定于一国大数据能力的优劣。例如，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小国，完全可以凭借资金雄厚，人才济济，通过大数据及时对竞争性大国展开博弈，战略竞争对手逐步增加。

　　第三，大数据将改变国家治理架构和模式。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一场经济变革，更是一场国家治理的变革。大数据时代，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和保护数据的做法会使政府在面对大规模而复杂的数据时应接不暇、不堪重负，而大数据可以通过对海量、动态、高增长、多元化、多样化数据的高速处理，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提高公共决策能力。另外，数据主权的提出也使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使国家治理结构逐步实现从国家独大的治理结构转向多元共治，从封闭性治理结构转向开放性结构，从政府配置资源模式转向市场配置资源模式的转变，作为基础设施的大数据和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大数据同时存在。

　　最后，大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之一。当前，借助大数据革命，美国等发达国家全球数据监控能力升级，美国先后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国际行动》等重要战略规划，确保自身在网络空间和数据空间的主导地位。数据安全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机构所承载着的庞大数据信息，如由信息网络系统所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水、电力、交通、银行、金融、商业和军事等，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大数据安全已经上升成为国家安全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全球各国纷纷将数据开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截至2014年4月，全球已有63个国家制订了开放政府数据计划。如：八国集团签署了《开放数据宪章》；欧盟颁布了对《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的修订；美国颁布了《增加联邦资助的科研超过访问的政策》，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政府信息公开和机器可读行政命令》；日本颁布了《日本再兴战略》，提出开放数据；澳大利亚发布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旨在推动公共领域利用大数据分析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推动政府从“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

　　大数据引发的经济社会革命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关乎中国前途未来，涉及利益深刻调整的革命。新一轮大国竞争，并不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通过大数据对整个世界局势施加影响力和主导权，因此一切挑战也才刚刚开始，需要全面提升大数据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治理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

　　大数据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据统计，2013年我国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为34.3 亿元，同比增长率超100%，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员发布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预测：2013-2025年，互联网将占到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0.3%-1.0%，互联网将可能在中国GDP增长总量中贡献7%-22%，我国已经具备建设数据大国的潜在优势。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创新发展，准确把握大融合、大变革的发展趋势，制订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发展的行动计划。特别是前不久出台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为我国大数据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可以看作是大数据发展“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

　　大数据带来的变革是全方面的，作为具有强大变革能力的大数据，不仅引发技术革命，经济变革，更引发国家治理的变革。

　　当前，我们正在从IT 时代走向DT 时代，大数据、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时代的发展深深地“镶嵌”在一起。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数据治理，主张推动G2G(政府与政府之间)、G2B(政府与企业之间)、G2C(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数据开放与共享，激发全社会的智慧和创意，充分释放数据的附加值，大数据也为政府“精准治理”、“高效治理”，以及“洞察经济”创造了新的手段，搭建国家主导下的“国家-社会-市场”多元化治理平台。因此，数据的生产、加工、开放、共享与流动的过程就变成了一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创运动”。

　　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开放数据与共享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商业价值，为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气象数据的公开。美国政府公开来自政府卫星和地面气象站的数据直接推动了美国气象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包括气象预报、商用农业咨询服务，以及新的保险服务等。同样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公开全球定位信息GPS。之前这一领域的数据只保留给军事用途，现在已经开放给民用和商业领域，推动了一系列以GPS信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航空器导航，精确播种和各类LBS服务等，给美国每年总的经济规模贡献多达数十亿美元价值。

　　归根结底，大数据最大的价值是通过数据提高社会生产力，将大数据作为未来新兴增长点培育和挖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和创新创业。鉴于目前中国的人口要素红利在退潮，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日益紧张，将大数据作为新的战略性生产要素释放出来，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同创新联盟，产学研合作集成研发能力，激励基于大数据资源进行创新创业，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对于还属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来讲，通过大数据实现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和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必须进一步做好大数据与工业宽带建设的对接，率先将工业宽带的传输、工业大数据采集、数据中心的计算应用等环节流程整合起来，建立完善的工业互联网体系和中国的工业4.0体系。

　　拥抱大数据，迎接新挑战，抢抓新机遇，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全球数字化发展大势，树立全新的数据经济发展观，打造国家数据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培育世界级大数据公司，构建创新开放共享的产业发展环境，加快大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这是促进中国数据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