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真的打算彻底解决由枪支问题引起的流血事件，那么数据无疑是通向光明的第一步。不过分析数据的过程绝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且我们也几乎无法指望通过一套神奇的计算模型成功预测即将发生的大屠杀。要真正搞定这个问题，我们似乎需要更多地关注美国人的心理而非枪支本身。换言之，我们需要通过广泛思考与长期实践才能最终得到解决方案，而不只是简单纠结于枪支管制法案。

　　上周四，Barnes&Noble公司副总裁Marc Parrish在The Atlantic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颇具话题性的博文——他解释了大数据技术将如何帮助我们识别并揪出像James Holmes以及Adam Lanza这类酿成屠杀惨剧的残暴分子。尽管我对于大数据给各种问题带来的解决方案充满敬意，也真心希望Parrish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成为正确答案——然而很遗憾，我得说他的论断恐怕有点荒诞而经不起推敲。

　　Parrish所提出的很多谋杀动机假设都站不住脚，而其中漏洞最大、已经为网友们所广泛反对的论调当数：目前以枪击为手段的谋杀活动并不多见，因此其数据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犯罪分子的攻击行为并掌握其做案之前的常见举动。来自JLR84代表广大网友给了他一记猛烈还击：

　　“罪犯在做案之前流露出的行为‘模式’比你想象的要模糊得多，也就是说你认为能够对犯罪活动进行预判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执法当局往往永远无法跟进如此多的‘可能性’，因此系统也会很快忽略这些信息。你所提出的‘购买大量弹药’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各大惨案的始作俑者们所使用的弹药数量低于射击爱好者们的采购量，而暴力惯犯们购买的弹药甚至更少，我们需要全面地考虑问题。”

　　持有权则是另一个有力的论据——犯罪分子在谋杀或其它伤害性案件中所使用的枪支到底归谁所有？如果罪犯用的是偷来的或者亲戚朋友的枪支，那么政府的数据库中将永远无法把凶器与凶手联系起来。如果缺乏其它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私藏枪支以造成伤害的意图，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即将发生的可怕罪行做出有效预测。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无法利用数据作为制止枪支暴力的手段。也许——如果有人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工作、精心甄别信息，并根据贫困率、心理健康状况、枪支法案、禁毒法律、媒体暴力导向、谋杀犯罪案底、家庭成员构成以及医疗情况等国际化因素进行细致的选择、整理与分析工作——我们事实上是有机会找出犯罪分子们的共通点或差异，最终判定那些暴力案件发生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及其发生原因。也许美国相对宽松的枪支获取方式并没有起到什么关键性作用，真正导致屠杀惨案发生的因素还不在于此。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加拿大每十万人中的谋杀案数量为1.6，而英国则为1.2（数据来自维基百科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

　　枪支自由流通也许会助长谋杀行为的泛滥、但也有可能发挥抑制作用——总之，我们惟一能够确定的是枪支的存在会激发暴力倾向。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简称UNODC）的调查，美国每十万人中存在的谋杀凶手为4.2名，远高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等一些同等发达国家——甚至比非洲、中东、亚洲及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更高。而且尽管美国的谋杀案件涉枪比例较高（据UNODC称为68%，或者9960起谋杀案，然而2010年Guardian的Datablog数据则为60%），但这并不代表这部分犯罪分子如果得不到枪支就有可能打消行凶的念头。

　　单单枪支本身的统计数据似乎并没能给这个问题带来明确答案。在线数据发掘社区KDnuggets就开展过多次讨论，试图找出枪支持有数据与国家涉枪谋杀案件受害者总数之间的相关性。除了美国之外——美国每百人枪支持有数量以及枪击案件受害者数量全部遥遥领先（各比照国家人均GDP均超过两万美元）——我们发现其它国家的受害者数量基本持平，很难看出枪支法案与枪击案件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也许大数据真能正确解读美国暴力案件频发的现状、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倾向出现的原因，而普通民众也非常关心这一话题。比起费力不讨好地搞什么潜在罪犯预判，我们倒不如静下心来开展工作、看看为什么美国人民这么热衷于朝自己的同胞开枪。